目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全球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和金融，其合理性得到了共识。然而，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已经开始考虑甚至实施无限的量化宽松，这可能会导致超常规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无法退出，即使退出也将面临重大风险。那么，怎样避免政策过度刺激的后遗症？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为此，本报记者邀请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王勇梳理了中国货币政策在抗“疫”过程中可供借鉴的做法。王勇认为，应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同时，加强国际金融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金融安全稳定运行。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一季度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央行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并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突出位置，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应对疫情冲击。请您谈谈我国货币政策在抗疫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我们与西方的做法有何不同？
王勇：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前瞻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疫情防控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创新工具、出台措施，精准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归纳起来，在抗疫过程中，货币政策采取了如下有特点的做法和措施：一是多措并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如，一季度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每1元的流动性投放可支持3.5元的贷款增长，是1∶3.5的倍数放大效应。二是加大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货币信贷支持力度。通过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再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支持经济恢复发展。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力抗疫。在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后，财政部发布通知，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央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央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四是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坚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LPR推广运用，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降低贷款实际利率。五是以我为主，兼顾对外均衡。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增强。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六是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努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途径多渠道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正因为此，各项货币政策措施真正做到了向实体经济传导通畅，实施效果明显，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缓解了实体经济的实际困难。
而西方国家，3月份以来，为对冲疫情影响，美、欧等央行快速降息至零，出台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甚至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措施显得有些过激和无章。不过，过激就可能会产生过犹不及。资料显示，美联储一季度投放了约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约5000 亿美元，1美元的流动性投放对应0.3美元的贷款增长。而且，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美国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四家主要银行一季度贷款平均利率为4.96%，较2019年四季度下降0.1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政策利率降幅。运用美联储借贷便利发放的、有财政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为4.8%~6.5%。再看欧洲央行，欧央行一季度投放了近5400亿欧元流动性，贷款增长约2300亿欧元，1欧元的流动性投放支持0.4欧元的贷款增长，是 2.5∶1的缩减效应。而且，欧央行政策利率已降至0，3月份和4月份共下调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利率0.5个百分点，最低可达-1%的负利率，但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利率为2.17%，较2019年年末下降了0.11个百分点。欧美西方的做法是下“猛药”，政策实施效果却可能南辕北辙，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巨幅震荡，国际经济秩序受到较大影响，同时，这也给下一步货币政策退出增加了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在以非常规的政策应对疫情危机的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地考虑到退出机制。有时候，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下反而会导致通货紧缩。那么，如何能避免政策过度刺激的后遗症？
王勇：“越刺激，越通缩”的确是一种反主流的现象，因为，在理想状态下，按照主流机理，就像负利率这样的强刺激的出现，将会提升金融机构向市场投放资金的动力，从而刺激经济活动。当然，刺激越多的货币条件，越会让市场出现通胀的情况。但有时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下反而会导致通缩，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的流动性陷阱现象。流动性陷阱就是指当名义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这时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不愿意把这些财富以资本的形式作为投资，也不愿意把这些财富作为个人享乐的消费资料消费掉。国家任何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会以“闲资”的方式被吸收，对总体需求、所得及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那么，一旦出现了流动性陷阱，就会形成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却不能改善严重通缩的局面。
不过，“越刺激，越通缩”表面上看是流动性陷阱，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市场信心不足。对市场前景和经济形势失去信心的人们即使持有大量货币，也解决不了通缩。所以，人们的预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今年全球疫情的环境下，人们的预期往往决定了经济的走势。为此，当前欧美的财政、货币政策一定要相向而行，密切配合，重拳出击，但政策支持的着力点并不是在疫情肆虐高峰时期却在考虑重启经济活动，全面复工复产，而是应该全力以赴支持抗击疫情，只有抗疫取得积极成效后，当人们的预期逐步向好，才能重拾信心复工复产，这时候，才谈得上政策支持重启经济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可以看到，把改善货币政策调控特别是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与深化金融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是央行近年来的重要工作。请问，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与深化金融改革存在着怎样的协同关系？提高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需要银行业如何改革和配合？
王勇：改善货币政策调控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整体来看，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但需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科技等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如何，也是需要各种金融要素和资源的机制健全、渠道畅通以及运行合理合规才能达到，而这些都必须通过金融改革来实现。
就在4月底，央行宣布支持在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6市（区）扩大试点，深入做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作，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惠民利企”。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以此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政府部门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指出，2020年支持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四川省或其辖内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就在几天前，央行等四部门又推出《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26条，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措施。在当前抗击疫情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特殊时期，一系列金融改革开放创新举措的推出，对于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打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纾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提高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还需要银行业作如下改革和配合。一是银行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银行要做到服务重心下沉，中小银行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二是银行应千方百计提高信贷覆盖率。信贷覆盖率是指银行对企业信贷需求的满足程度。这里的信贷覆盖率与管理层提到的提高“首贷户”比重几乎是一个意思，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正比关系。4月22日国常会决定，将普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同时，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可以说，管理层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还是希望中小银行能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信贷覆盖率。三是银行应给中小微企业适当让利。在疫情冲击的特殊时期，中小微企业遭遇巨大困难，而银行作为强势群体，要发挥优势，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要求，向中小微企业让利。眼下，银行给企业让利，可做的选项就是降息和缓收利息，降息幅度可否考虑在最新公布的1年期LPR正负20个基点的范围内操作。四是银行要加快金融科技创新。如今，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正在按照管理层设定的发展步骤有序推进，其中几家银行已经开展应用试点，比如工行的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农行的“微捷贷”产品、中信银行的“智令”产品（中信银行/中国银联/度小满/携程）、百信银行的“AIBank Inside”产品、宁波银行的“快审快贷”产品、中国银联/小米数科/京东数科的手机POS创新应用。银行应顺势而为，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的作用，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少跑腿，减轻企业时间成本，同时，在贯彻执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时效率更高。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您认为应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王勇：关于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我认为，重点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跟踪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第二，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第三，应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第四，应把握好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三方面的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第五，还应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应加强国际金融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安全稳定运行。